从寻乌县城出发，驱车往北56公里走进群山环绕的罗塘乡。这里有一处现代史上重要的史迹及建筑——罗塘谈判旧址。打开历史厚重之门，我们一下能从绿树掩映中的这座两层小洋楼间触摸到历史跳动的鲜活脉搏。历经岁月的风雨，这里的一砖一瓦仍在默默地述说着那一段硝烟弥漫的历史。
1933年9月，蒋介石在德、意、日等军事顾问参与策划下，纠集一百万兵力，调集二百架飞机，筑起三千个碉堡，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军事“围剿”。蒋介石坐镇南昌，亲任前线总指挥。
1934年4月下旬，敌人集中优势兵力攻占广昌县城，闯进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北大门，对中央苏区形成巨大的威胁。与此同时，蒋介石居心险恶地怀着既“消灭红军，又吃掉粤军”的“一石两鸟”的阴谋，指令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从南面进犯中央苏区，企图打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大门，威胁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政府所在地——瑞金。
当时主政广东的军阀陈济棠，在第五次“围剿”红军时，虽然被蒋介石任命为南路军总司令，授予一级陆军上将军衔，但与蒋介石总是面和心不和，经过长期的苦心经营，他已把广东变自己的天下，雄视一方，被人称为“南天王”，政治上与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总想找机会收拾他。第五次“围剿”一开始，蒋介石就在兵力部署上北重南轻，想把红军逼进广东境内，借刀杀人，以收“一石二鸟”的功效。
陈济棠对蒋介石利用战场消灭异己的做法早有领教，对薛岳在红军北面追追停停的目的自然也洞若观火。因此，他在接到蒋介石防堵红军的电令后，曾忧心忡忡地对部下们说：“咱们与红军的这场战是输不得也赢不得。若输了，共军进广东，我来替老蒋剿共，广东就是老蒋的了。若赢了，共军覆灭，广东已疲惫不堪，老蒋说，我来替你善后，广东还是老蒋的。”
陈济棠当然不甘心丧失自己经营近十载之久的半壁江山，他力图偏安广东，永锯“南天王”宝座。经过左思右想，他终于找到了一条妙计：“送客”。他召集心腹将领开会，安排他们依计而行：“咱一面慢吞吞地在红军的必经之地修造工事，以免被蒋介石抓住把柄；一面又不完成碉堡封锁线，开放一条让红军西进的道路，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专门从红军后卫部队身上做文章，以‘送客早走’。”他希望此举也能受到“一举两得”之效：既防红军入粤也防蒋介石把中央军的兵力伸进广东，以达到最终保住广东的目的。
陈济棠虽然对自己的“送客”妙计颇为自得，但还有一个心事令他寝食难安：红军要真的乘虚攻击，在他的家门口或家中大打出手怎么办？怎样才能让红军知道他的一片“好意”呢？他思来想去，看来有必要同红军进行一次谈判。谈判之前，必须找个中间人先给红军“通融”一下，摸摸红军的“底牌”。
恰巧，他的护兵中有人和当时红军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内弟相识，罗炳辉内弟此时正在广东做生意，知道来意后，他愿意代他们到苏区传话。陈济棠立即给红军领导人周恩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准备派总参谋长杨幼敏和黄质文、黄任寰三人为谈判代表，你们最好派你们的粤赣省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为总代表，进行谈判。”将罗炳辉内弟请来后，陈济棠亲自单独召见，当面交代任务，并反复叮嘱：途中千万小心，人在信在，不可有丝毫闪失。信一定要当面交给周恩来，速去速回。
1934年9月，罗炳辉内弟很快就找到了红军保卫局局长李克农，在李克农的亲自陪同下，他与周恩来、朱德进行了极其秘密的会晤，并将陈济棠的密函当面交给了周恩来。信的内容，正合周恩来所想。这些天来，周恩来就一直在思考如何利用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在南线找到突破口这个问题。根据陈济棠诚意，朱德迅即写了一封密信由密使面交陈济棠。信中言及，对于陈济棠部已申合作反蒋抗日之意，表示“无不欢迎”，并进一步阐述了日本侵华的岌岌可危的形势，指出抗日救国是当务之急，并且尖锐的指出：“蒋屈膝日本，增兵赣闽，若不急起图之，则非特两广苟安之局难保，抑且亡国之日可待”，要他们以福建之役为殷鉴，从利害关系上，权衡利弊，从而进一步敦促陈济棠事不容缓，迟则莫及，迅即谈判。
随后不久，周恩来找何长工、潘汉年谈话，确定两人为红军方面全权代表。何长工当时担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粤赣省委常委。潘汉年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何长工、潘汉年郑重地接受了任务，与周恩来握手告别。
1934年10月6日，潘汉年、何长工带着周恩来、朱德的重托，脱下军装，换上西服，戴上墨镜和草帽。在暮霭沉沉的黄昏，他们赶到了约定会合地点——江西省会昌县筠门岭镇。当他们带着骑兵连，威武潇洒地走到敌军前哨时，陈济棠派出的一个特务连早已迎候在那里。敌连长跟他们一见面，就悄悄地讲：“何先生，我听到了你们的宣传，是呵，我们与贵军都是炎黄子孙，真不愿意看到中国人打中国人呵！”
为保密，对方为我方谈判代表专门准备了四人抬的轿子。潘汉年、何长工坐上轿子，由特务连护送前行。每遇岗哨盘问，特务连连长便高声喊道：“这是陈总司令请来的贵客。”轿夫一路跋涉，通行无阻，很快，潘汉年、何长工抵达谈判地点——寻乌县罗塘镇一幢新近兴建的二层小洋房里。
陈济棠深知此次和共产党谈判事关重大，因此对谈判地点和内容极端保密。当双方代表到达后，陈济棠立即命令其心腹严应鱼旅长严密封锁消息，加强警戒，必须确保红军代表的安全。
双方代表同住一幢楼，红军代表住在楼上，粤军代表住在楼下。严应鱼将站岗的士兵一律换成亲近的客家子弟，他本人及其他贴身人员在谈判期间都避免进入这座小楼。翌日上午，双方代表来到楼上一间不大的会议室。潘汉年、何长工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进行谈判。谈判进行了三天三夜，最后达成了五项协议：
一、同盟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二、解除封锁，互相通商。
三、互通情报，设有线电话（器材由陈济棠负责）。
四、我军可以在粤北设后方医院。
五、可以互相借道，各方战线后退二十华里。
谈判刚结束，周恩来给何长工打来电报说：“你喂的鸽子飞了。”刁滑的杨幼敏非常敏感，立即询问：“你们是不是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机灵地回答：“不是，这是说我们和谈成功了，和平鸽飞上了天，表示祝贺之意。”返程时，陈济棠部派了一个骑兵连，一直护送何长工一行到筠门岭以北的一座小木桥边。何长工一行连夜赶到于都，向已等在那里的周恩来汇报了谈判的情况，周恩来听后异常高兴：“这次谈判很成功，这对于我们红军和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将起重大作用。”
这次谈判，对其后红军突围转移，在突破前三道封锁线时发挥了重要作用，陈济棠部粤军采取送客策略，减轻了红军的伤亡。罗塘谈判是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战略大转移的一次成功谈判，在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